写人要写心
人物通讯，要以写人为主。但写人，更应多写人物的内心，要写出人物的思想、感情。如何做到这一点，写出让读者喜欢的新闻作品？人民日报已离休的高级记者刘衡同志，用她亲身的经历和新闻采写实践，介绍了她的感悟。
心衡
我在新闻写作中，比较注意写“人”。在写工作通讯时是这样，在写人物通讯时更是如此。
记者所报道的任何一种工作，对读者来说，外行都占大多数。因此，见事不见人的文章不容易讨好，对大多数读者也没什么教育意义。但任何工作都是人做的。在记事的同时，如果能写出人物的活动、思想、感情，情况就两样了。我写的一些工作通讯，能够做到可读、可亲，有的还得了奖，其中一个奥秘，就是我在业务性、技术性强的工作通讯中，写了活蹦乱跳的人。他们有的有名有姓有职务，有的无名无姓，只是一个群体。当然，“工作通讯”，顾名思义，以写工作为主；写人是为写工作服务，喧宾不能夺主。“人物通讯”，就要以写人物为主了。
写外貌要为写内心服务多写人物的内心———这是由报纸的性质决定的。报纸的读者十分广泛，怎样才能使大家产生共同的兴趣，感到可读呢？只有写人物的思想、感情、情绪……因为人们的思想能够互相交流，引起共鸣，喜怒哀乐能够互相感染。同时，树立一个先进人物，为的是让人们学有榜样。人们要学的是他的品德、精神，而不是去学他的外貌。
我常常不写人物的外貌。因为报纸的篇幅小，人物的外貌美丑、高矮胖瘦常常与文章的主题、内容无关。当然，如果有关，我还是要写的。
湖北鄂州农村气象员单双双，小时候(由[xszw.org]整理)被顽皮孩子用弹弓打瞎了右眼，没有想到，长大了，“他的左眼不仅能看见别人能看见的，还看见了许多别人看不见的。”原来：“云是天气的招牌，雨水的仓库。”他学会了“观云测天”的本领。“千姿百态，变化不停的天空里的浮云啊，像波浪，像丝绸，像鱼鳞，像铺满天空的纱幕，迎风招展的旗帜，风吹草地里的羊群，开满悬岩绝壁的花朵。单双双不仅看到这些，还看得清哪是淡积云、碎积云、积雨云、密卷云、卷积云……而且一看见它们，立刻引起‘晴’或‘雨’的条件反射：‘棉花云（即絮状高积云），雨快临’；‘天上鲤鱼斑（即透光高积云），明天晒谷不用翻；‘逆风行云天要变’……”这就是说，在观云测雨上，他的一只眼比许多有两只眼的人还要高明。为了吸引人，我特地用了《奇异的眼睛》作为标题。
１９５７年，我借包头解放菜园杨秀珍（人们叫她左杨氏）的嘴，来写他们的主任屈占泉。文章主角屈占泉的模样，我很少提，倒把杨秀珍写了一番：她“五十上下，个子不大，走进门来，朝我一笑，露出一排整整齐齐的白牙齿，我似乎还看见她额头上有几块疤印。”５０年代，５０上下的农村妇女有整齐的白牙齿，是很少见的。我写出这第一印象，为的是给下边要写的事情作铺垫。当年杨秀珍的丈夫被国民党开枪打死了，独苗儿子被抓壮丁。她赶到火车站，又急又气。火车一开，她“浑身一软，跌在地上，喉咙里一阵干火冒出来，‘呸！呸’！吐了几口，满嘴的牙都掉出来了。”以后，她的儿子参加起义，加入了解放军，牺牲在朝鲜战场。消息传来，杨秀珍半夜在野滩上乱跑乱走，昏倒了，几条野狗把她腿上的肉、额角上的肉吃了好几口。她昏死过去六天六夜。在屈占泉等乡亲们精心照顾、安慰下，她的病、伤慢慢好了。“从病一好，我就像换了个人。我眼也爱看了，嘴也爱说了，从来不笑的脸上也有笑影儿了。”“我觉得生活有了味道，到医院去安了一嘴假牙，人一下子就年轻了十几岁。”我借杨秀珍的亲身感受来歌颂屈占泉关心人的品德。这品德改变了杨秀珍的内心，也改变了她的外貌。
写外貌，是为了写人物的内心服务。像这样的例子，我在别的通讯中也有：山东荣成的市场管理员张小芹，以前“走在街上，把脸孔板得死死的，眼睛睁得大大的。”为什么呢？因为人们告诉她：做市场管理工作，是给社会主义站岗放哨，要跟阶级敌人斗智斗勇，她必须在脑子里把“阶级斗争”的弦绷得紧紧的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她脸孔不绷了，“雨过天晴了，笑容满面。”为什么有这种变化？因为“集市在我眼里完完全全变了样子。它不再是阶级斗争的战场，而是‘方便群众、调剂余缺、促进农副业发展、补充国营商业不足’的地方。”
人心丰富多彩
写人物，不仅要写他做什么、怎样做，而且要写他为什么这样做。这就要深入他的内心世界了。光写事迹，不写内心，人物是平面的。写了内心，人才有灵魂、生命，站立起来了。同时，人们的事迹、经历等等有相似之处，但人们的内心却千差万别，丰富多彩。只有写了内心，才能显现人物不同的职业面貌、个性特点，不至于浮光掠影，千人一面。
“艰苦奋斗、勤俭建国”是我国人民的优良传统。但不同的地区、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标准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现和不同的内心活动。
在５０年代，穿丝棉袄、坐小汽车是较少的。包钢６９岁的工程师龚宝仁的老伴心疼丈夫：“我看，你那身穿了两年，加了三回棉花的旧棉衣，不能再穿下去了！再穿，你的老骨头都要压碎啦，得做件丝棉袄，走路一身轻。”龚宝仁赶忙挡住：“我不要！我不要！詹先生（即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，是龚宝仁的老师）说过： ‘工程师的脸要像张飞的儿子，是黑黑的。工程师的手，要经常满地抓个不停。’咱们不能穿好衣服！”司机老高开着吉普车送龚宝仁到工地去。路过昆都仑河边，没想到干巴巴的河沟涨了汪汪一片大水。老高准备绕路，龚宝仁却要卷起裤腿过河：“你算一算，汽车跑一趟，要花好些钱？再一绕路，又要花多少汽油？加上我身上有要紧事，不能耽搁！”最后只好请过路的行人把他背了过去。
６０年代，三年困难时期，江苏江阴县山观公社朝阳大队的集体经济穷得像水洗。这个大队的饲养员李仁林平时省吃俭用，不喝酒，不抽烟，花一分钱也要放在手里掂掂分量。“他当了饲养员，把家中的火钳、铜勺等等拿到猪场了。气得他的老伴直嘀咕。他说：“工人上工只带两只手，农民下地要带钉耙、锄头。我到猪场，当然要带工具！”弄得“老伴没有话说，就拿树棍代替火钳拨火，用饭碗代替铜勺舀水。”晚上，母猪下小猪，李仁林把家中的煤油灯拿到猪场照明，队干部叫他报销油钱。他说：“何必花费队里的钱呢？猪场点了灯，家里就不点灯了，反正是一样。”
７０年代，江苏海安县委书记袁广文、盱眙县委常委张施钜下乡，不肯接受特殊招待。袁广文说：“解放快３０年了，人们生活还很苦，我惭愧还惭愧不过来。让他们给我吃好的，我怎么咽得下去？”张施钜呢？上级来了人，他从来不陪吃陪喝，还说：“他来这儿，是应该的，是他的工作，哪是什么客人？”他自己下乡，自然不会去当客人。“有次给他炒了盘鸡蛋，他一筷子不尝。”这样，同样的行为，袁广文给人“平易近人”的感觉，张施钜就是个倔老头了。
到了８０年代、９０年代，人们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。回头看看那些丝棉袄、吉普车、火钳、铜勺、煤油灯、鸡蛋等等，只会感到不屑一谈，甚至令人哑然失笑。然而，通过这些事情所反映的人物心态却是永远值得思考的。
我写过三位带娃娃的妇女。她们都热爱娃娃，精心照顾他们。我在写她们事迹的同时，努力挖掘她们不同的思想动力。
四川三台一位名叫习正扬的妇女从６岁就开始带娃娃，带的都是她的亲人（弟弟妹妹、侄儿侄女、儿子女儿、孙儿孙女），娃娃长大了，人们以为她可以享几年清福了。她却说：“说也怪，跟前没个小人，我还空手空脚的怪难过！”以后，她到互助组、合作社的农忙托儿组帮别人带娃娃，思想提高了一步：“牵一根藤藤满院子动，如今是成立了合作社呀！成立了合作社，就不是你疼你的，我痒我的……”
湖北武穴幼儿老师胡德珍长期抚育自己的儿女和大批小朋友，“我有天大的烦恼，一看见伢们，心就开了。”原因是前苏联的《卓娅和舒拉的故事》照亮了她的一生：“我自己做不成卓娅、舒拉。可是，我要做他们的母亲。我就不信，小朋友里没有那样的英雄。今天的小蓓蕾，就是明天的大花朵。”
湖北来凤土家族妇女周碧玉生了４个孩子，还帮左邻右舍养了９个苗族细伢。他们都是没娘的娃，其中有一个女伢病得快死，被她妈妈丢在山头“冲邪”，被周碧玉捡回来了。周碧玉用自己的奶喂他们，找药给他们治病洗疮。她为什么这样好？原来是“独木不燃，一人难活”、“人到难处，要拉一把”等风土人情教养了她。她自己也是吃苗族乡亲们的“百家饭”长大的，她有一种“报恩”的思想。
我在海南岛采写过几位专家、学者。他们在“文革”中受的苦难有相似之处，但他们的心境大大不同！
育种家潘藕洁下放到苗圃当工人。她管的苗圃是全科研所最好的，要在她那里开现场会，却不让她参加。广播喇叭里，还说这苗圃是另一位青年管理的。她听了，十分坦然：“小苗长好了，人们称赞的是小苗，有谁去称赞看不见的种子呢？”她干了一辈子育种工作，自己也像是变成了种子，具有种子的高尚品德了。
归国华侨林缵春教授长期身受多种冤屈还留恋祖国。原来：“我是学农的人，最懂得土地的可贵可亲。我扎根大地，像小草一样，十二级台风也刮它不走。”把他关进监牢，他因“报国无门”才“欲哭无泪”。一旦被遣送乡下“劳改”，他却觉得：“好啦，可以在土地上埋头干活啦！有了土地，我就有了生命。”由此可见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对事业、对祖国的爱是多么执著。
我喜欢写“自述体”
Ｘ光能照见人的心肝肺腑，但照不见人的心理活动。怎样才能把人的内心准确无误地写出来呢？“言为心声”，我找到了“人物自述”的好方法。人物的思想、感受等等，由他自己来说，比我这个记者来说，更直截了当，更不会走样。许多时候，我干脆进入角色，变成我要写的人物，向读者叙事、抒情、谈心……
我变成“鸭”姑娘陈惠容：“我像鸭子一样，爱上了湖中水，石头打来也不飞！”
我变成全国人大代表王翠兰：“国家扶持我们贫困山区。但扶得起竿子，扶不起绳子……”
我变成税务员杨其民：“‘积财如同针挑土’，谁叫我是税务员呢？咱就是那搬山的蚂蚁嘛！要我少跑一回腿，少收一分钱，等于欠了国家一笔债！”
我变成了因伤致残的知识分子张贻仙：“我好比是受了损的一块铁，与其放着锈废，不如使用耗尽。”
我变成植物学家钟义：“森林里没有笔直的路，那就弯弯曲曲地走吧。不怕慢，只怕站，条条道路通罗马……”
我变成热带作物研究员郑学勤：“人生是场接力赛，我们接过前人手中的火把，把它烧得更加明亮，向前奔跑。‘后来者居上’，这是世界‘大趋势’。”
我变成州委书记田期玉：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，每座山都有自己的斜坡。人要尽其才，山要尽其力。人放错了位置，会变成垃圾，山也一样。”
１９８２年，我到了黄海前哨———辽宁长海县海洋岛，了解到部队团政委李光祥爱兵的事迹突出。为什么这样爱兵？原来有一首歌常常响在他的心头，教育着他，激励着他。歌词是：“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，革命同志团结得紧。上级爱下级，下级尊重上级，要做到官兵一致亲又亲！”现在他身居海岛，想到：“海水离开了海燕，还是海水；海燕离开了海水，就不成其为海燕了。同样，没有了官长，士兵还是士兵。没有了士兵，失去了士兵的心，官长还能成其为官长吗？”我用《响在心头的歌》作标题，全文写的都是他在春节几天的内心独白，与我以前写的“自述体”谈话已有不同，算是我自己写作中的一个小小突破、创新。
运用“自述体”写作，能使作品简洁流畅。由于主人公直面读者，直抒胸怀，可以省掉许多不必要的过渡，也缩短了主人公和广大读者的感情距离。
有位年轻的记者见我经常记人物的谈话，以为我经常碰见一些很会说话的人。他问：“我怎么老碰不着啊？”我答：“你永远也碰不着的！我从来也没有碰见过。一个人讲话，怎么能出口成章啊？即使能出口成章，他所讲的也不会全部是我所要的。我必须根据文章的主题进行剪裁、整理、提炼、补充、加工……工程真大啊！”
以心换心
“五四”时代，提倡白话文，对文言文是一场革命。提倡口语化，对半文半白、欧化的书本腔也是一场革命。语言是文章的基本功，文学就是语言的艺术。赵树理、老舍等文学家是语言大师，又是口语化的专家。叶圣陶说：“写话，是写作的最高境界。”我们要朝这最高境界攀登。
许多读者看见我的文章好读，以为我写东西很容易。其实，我写得很苦。“读的人顺口，写的人难受。”“读”和“写”是成反比的，越好读的越难写。有人奇怪：“你讲话那么干巴、枯燥，写的东西怎么十分生动、活泼？”我回答：“干巴、枯燥是我的本来面目，生动、活泼是我做文章‘做’出来的。为了把一个字安排妥当，我花费的力气是无法计算的。”
写稿子不是玩文字游戏，肚子里要有东西才能表达出来。因此，重要的是要深入采访，要了解、熟悉许多以前并不了解、不熟悉的东西，每一次采访都是从头学起。写工农兵要像工农兵，写知识分子要像知识分子，写领导干部要像领导干部。必须找出每个不同的职业面貌、个性特点。
“知人知面难知心”。人的经历、事迹容易弄清楚，最难的是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。好比同桌多年的老同学、老同事都很难做到彼此知心，何况是只见几面的采访对象？我的体会———正像俗话说的那样：“你要别人爱你，你首先要爱别人。”我首先向他推心置腹，他才有可能向我掏心窝子。以心才能换心。
我在采写《妈妈教我放鸭子》这篇通讯时，曾经坐着小划子到湖边找“鸭”姑娘陈惠容。她看见我，十分拘束。我也不知该谈些什么。只寒暄几句，感到没啥好写的，就回来了。几个月后，她当选为全国妇女代表。在武汉市召开的湖北省妇代会上，我去找她。她有一种“他乡遇故知”的感觉，拘束减少了几分。我告诉她，我在干校养过鸡。鸡，活蹦乱跳，像群淘气的小孩子。人们都爱把养鸡的妇女叫做“鸡妈妈”。即便没有结婚的小姑娘，一养鸡，就像在做妈妈。她一听，高兴了，告诉我许多养鸭的知识、趣事。例如：她发现鸭子有好多地方像人。年轻的鸭子喜欢打扮，有蛋的鸭子像人怀了肚子，以及爱干净、知道害怕、害臊、不看表知道钟点等等。我想：“鸭”姑娘的劳动是平凡的，她的心灵是美的。于是，我写了《妈妈教我放鸭子》，用小姑娘的眼睛、口气来谈她养鸭的经过和切身感受。文章刊出后，大受欢迎，还被评为全国好新闻。
人们常说：“看人下菜碟”。这句话用在采访工作上，也十分恰当。人心就是一把一把不同的锁，要用不同的钥匙才能打开。要注意的是：来不得半点浮夸虚假、油腔滑调。记者只有自心真诚，才能换取对方的信任。 《写人要写心》(由[xszw.org]整理)生成时间:2008-3-15 23:32: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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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衡
我在新闻写作中，比较注意写“人”。在写工作通讯时是这样，在写人物通讯时更是如此。
记者所报道的任何一种工作，对读者来说，外行都占大多数。因此，见事不见人的文章不容易讨好，对大多数读者也没什么教育意义。但任何工作都是人做的。在记事的同时，如果能写出人物的活动、思想、感情，情况就两样了。我写的一些工作通讯，能够做到可读、可亲，有的还得了奖，其中一个奥秘，就是我在业务性、技术性强的工作通讯中，写了活蹦乱跳的人。他们有的有名有姓有职务，有的无名无姓，只是一个群体。当然，“工作通讯”，顾名思义，以写工作为主；写人是为写工作服务，喧宾不能夺主。“人物通讯”，就要以写人物为主了。
写外貌要为写内心服务多写人物的内心———这是由报纸的性质决定的。报纸的读者十分广泛，怎样才能使大家产生共同的兴趣，感到可读呢？只有写人物的思想、感情、情绪……因为人们的思想能够互相交流，引起共鸣，喜怒哀乐能够互相感染。同时，树立一个先进人物，为的是让人们学有榜样。人们要学的是他的品德、精神，而不是去学他的外貌。
我常常不写人物的外貌。因为报纸的篇幅小，人物的外貌美丑、高矮胖瘦常常与文章的主题、内容无关。当然，如果有关，我还是要写的。
湖北鄂州农村气象员单双双，小时候(由[xszw.org]整理)被顽皮孩子用弹弓打瞎了右眼，没有想到，长大了，“他的左眼不仅能看见别人能看见的，还看见了许多别人看不见的。”原来：“云是天气的招牌，雨水的仓库。”他学会了“观云测天”的本领。“千姿百态，变化不停的天空里的浮云啊，像波浪，像丝绸，像鱼鳞，像铺满天空的纱幕，迎风招展的旗帜，风吹草地里的羊群，开满悬岩绝壁的花朵。单双双不仅看到这些，还看得清哪是淡积云、碎积云、积雨云、密卷云、卷积云……而且一看见它们，立刻引起‘晴’或‘雨’的条件反射：‘棉花云（即絮状高积云），雨快临’；‘天上鲤鱼斑（即透光高积云），明天晒谷不用翻；‘逆风行云天要变’……”这就是说，在观云测雨上，他的一只眼比许多有两只眼的人还要高明。为了吸引人，我特地用了《奇异的眼睛》作为标题。
１９５７年，我借包头解放菜园杨秀珍（人们叫她左杨氏）的嘴，来写他们的主任屈占泉。文章主角屈占泉的模样，我很少提，倒把杨秀珍写了一番：她“五十上下，个子不大，走进门来，朝我一笑，露出一排整整齐齐的白牙齿，我似乎还看见她额头上有几块疤印。”５０年代，５０上下的农村妇女有整齐的白牙齿，是很少见的。我写出这第一印象，为的是给下边要写的事情作铺垫。当年杨秀珍的丈夫被国民党开枪打死了，独苗儿子被抓壮丁。她赶到火车站，又急又气。火车一开，她“浑身一软，跌在地上，喉咙里一阵干火冒出来，‘呸！呸’！吐了几口，满嘴的牙都掉出来了。”以后，她的儿子参加起义，加入了解放军，牺牲在朝鲜战场。消息传来，杨秀珍半夜在野滩上乱跑乱走，昏倒了，几条野狗把她腿上的肉、额角上的肉吃了好几口。她昏死过去六天六夜。在屈占泉等乡亲们精心照顾、安慰下，她的病、伤慢慢好了。“从病一好，我就像换了个人。我眼也爱看了，嘴也爱说了，从来不笑的脸上也有笑影儿了。”“我觉得生活有了味道，到医院去安了一嘴假牙，人一下子就年轻了十几岁。”我借杨秀珍的亲身感受来歌颂屈占泉关心人的品德。这品德改变了杨秀珍的内心，也改变了她的外貌。
写外貌，是为了写人物的内心服务。像这样的例子，我在别的通讯中也有：山东荣成的市场管理员张小芹，以前“走在街上，把脸孔板得死死的，眼睛睁得大大的。”为什么呢？因为人们告诉她：做市场管理工作，是给社会主义站岗放哨，要跟阶级敌人斗智斗勇，她必须在脑子里把“阶级斗争”的弦绷得紧紧的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她脸孔不绷了，“雨过天晴了，笑容满面。”为什么有这种变化？因为“集市在我眼里完完全全变了样子。它不再是阶级斗争的战场，而是‘方便群众、调剂余缺、促进农副业发展、补充国营商业不足’的地方。”
人心丰富多彩
写人物，不仅要写他做什么、怎样做，而且要写他为什么这样做。这就要深入他的内心世界了。光写事迹，不写内心，人物是平面的。写了内心，人才有灵魂、生命，站立起来了。同时，人们的事迹、经历等等有相似之处，但人们的内心却千差万别，丰富多彩。只有写了内心，才能显现人物不同的职业面貌、个性特点，不至于浮光掠影，千人一面。
“艰苦奋斗、勤俭建国”是我国人民的优良传统。但不同的地区、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标准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现和不同的内心活动。
在５０年代，穿丝棉袄、坐小汽车是较少的。包钢６９岁的工程师龚宝仁的老伴心疼丈夫：“我看，你那身穿了两年，加了三回棉花的旧棉衣，不能再穿下去了！再穿，你的老骨头都要压碎啦，得做件丝棉袄，走路一身轻。”龚宝仁赶忙挡住：“我不要！我不要！詹先生（即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，是龚宝仁的老师）说过： ‘工程师的脸要像张飞的儿子，是黑黑的。工程师的手，要经常满地抓个不停。’咱们不能穿好衣服！”司机老高开着吉普车送龚宝仁到工地去。路过昆都仑河边，没想到干巴巴的河沟涨了汪汪一片大水。老高准备绕路，龚宝仁却要卷起裤腿过河：“你算一算，汽车跑一趟，要花好些钱？再一绕路，又要花多少汽油？加上我身上有要紧事，不能耽搁！”最后只好请过路的行人把他背了过去。
６０年代，三年困难时期，江苏江阴县山观公社朝阳大队的集体经济穷得像水洗。这个大队的饲养员李仁林平时省吃俭用，不喝酒，不抽烟，花一分钱也要放在手里掂掂分量。“他当了饲养员，把家中的火钳、铜勺等等拿到猪场了。气得他的老伴直嘀咕。他说：“工人上工只带两只手，农民下地要带钉耙、锄头。我到猪场，当然要带工具！”弄得“老伴没有话说，就拿树棍代替火钳拨火，用饭碗代替铜勺舀水。”晚上，母猪下小猪，李仁林把家中的煤油灯拿到猪场照明，队干部叫他报销油钱。他说：“何必花费队里的钱呢？猪场点了灯，家里就不点灯了，反正是一样。”
７０年代，江苏海安县委书记袁广文、盱眙县委常委张施钜下乡，不肯接受特殊招待。袁广文说：“解放快３０年了，人们生活还很苦，我惭愧还惭愧不过来。让他们给我吃好的，我怎么咽得下去？”张施钜呢？上级来了人，他从来不陪吃陪喝，还说：“他来这儿，是应该的，是他的工作，哪是什么客人？”他自己下乡，自然不会去当客人。“有次给他炒了盘鸡蛋，他一筷子不尝。”这样，同样的行为，袁广文给人“平易近人”的感觉，张施钜就是个倔老头了。
到了８０年代、９０年代，人们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。回头看看那些丝棉袄、吉普车、火钳、铜勺、煤油灯、鸡蛋等等，只会感到不屑一谈，甚至令人哑然失笑。然而，通过这些事情所反映的人物心态却是永远值得思考的。
我写过三位带娃娃的妇女。她们都热爱娃娃，精心照顾他们。我在写她们事迹的同时，努力挖掘她们不同的思想动力。
四川三台一位名叫习正扬的妇女从６岁就开始带娃娃，带的都是她的亲人（弟弟妹妹、侄儿侄女、儿子女儿、孙儿孙女），娃娃长大了，人们以为她可以享几年清福了。她却说：“说也怪，跟前没个小人，我还空手空脚的怪难过！”以后，她到互助组、合作社的农忙托儿组帮别人带娃娃，思想提高了一步：“牵一根藤藤满院子动，如今是成立了合作社呀！成立了合作社，就不是你疼你的，我痒我的……”
湖北武穴幼儿老师胡德珍长期抚育自己的儿女和大批小朋友，“我有天大的烦恼，一看见伢们，心就开了。”原因是前苏联的《卓娅和舒拉的故事》照亮了她的一生：“我自己做不成卓娅、舒拉。可是，我要做他们的母亲。我就不信，小朋友里没有那样的英雄。今天的小蓓蕾，就是明天的大花朵。”
湖北来凤土家族妇女周碧玉生了４个孩子，还帮左邻右舍养了９个苗族细伢。他们都是没娘的娃，其中有一个女伢病得快死，被她妈妈丢在山头“冲邪”，被周碧玉捡回来了。周碧玉用自己的奶喂他们，找药给他们治病洗疮。她为什么这样好？原来是“独木不燃，一人难活”、“人到难处，要拉一把”等风土人情教养了她。她自己也是吃苗族乡亲们的“百家饭”长大的，她有一种“报恩”的思想。
我在海南岛采写过几位专家、学者。他们在“文革”中受的苦难有相似之处，但他们的心境大大不同！
育种家潘藕洁下放到苗圃当工人。她管的苗圃是全科研所最好的，要在她那里开现场会，却不让她参加。广播喇叭里，还说这苗圃是另一位青年管理的。她听了，十分坦然：“小苗长好了，人们称赞的是小苗，有谁去称赞看不见的种子呢？”她干了一辈子育种工作，自己也像是变成了种子，具有种子的高尚品德了。
归国华侨林缵春教授长期身受多种冤屈还留恋祖国。原来：“我是学农的人，最懂得土地的可贵可亲。我扎根大地，像小草一样，十二级台风也刮它不走。”把他关进监牢，他因“报国无门”才“欲哭无泪”。一旦被遣送乡下“劳改”，他却觉得：“好啦，可以在土地上埋头干活啦！有了土地，我就有了生命。”由此可见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对事业、对祖国的爱是多么执著。
我喜欢写“自述体”
Ｘ光能照见人的心肝肺腑，但照不见人的心理活动。怎样才能把人的内心准确无误地写出来呢？“言为心声”，我找到了“人物自述”的好方法。人物的思想、感受等等，由他自己来说，比我这个记者来说，更直截了当，更不会走样。许多时候，我干脆进入角色，变成我要写的人物，向读者叙事、抒情、谈心……
我变成“鸭”姑娘陈惠容：“我像鸭子一样，爱上了湖中水，石头打来也不飞！”
我变成全国人大代表王翠兰：“国家扶持我们贫困山区。但扶得起竿子，扶不起绳子……”
我变成税务员杨其民：“‘积财如同针挑土’，谁叫我是税务员呢？咱就是那搬山的蚂蚁嘛！要我少跑一回腿，少收一分钱，等于欠了国家一笔债！”
我变成了因伤致残的知识分子张贻仙：“我好比是受了损的一块铁，与其放着锈废，不如使用耗尽。”
我变成植物学家钟义：“森林里没有笔直的路，那就弯弯曲曲地走吧。不怕慢，只怕站，条条道路通罗马……”
我变成热带作物研究员郑学勤：“人生是场接力赛，我们接过前人手中的火把，把它烧得更加明亮，向前奔跑。‘后来者居上’，这是世界‘大趋势’。”
我变成州委书记田期玉：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，每座山都有自己的斜坡。人要尽其才，山要尽其力。人放错了位置，会变成垃圾，山也一样。”
１９８２年，我到了黄海前哨———辽宁长海县海洋岛，了解到部队团政委李光祥爱兵的事迹突出。为什么这样爱兵？原来有一首歌常常响在他的心头，教育着他，激励着他。歌词是：“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，革命同志团结得紧。上级爱下级，下级尊重上级，要做到官兵一致亲又亲！”现在他身居海岛，想到：“海水离开了海燕，还是海水；海燕离开了海水，就不成其为海燕了。同样，没有了官长，士兵还是士兵。没有了士兵，失去了士兵的心，官长还能成其为官长吗？”我用《响在心头的歌》作标题，全文写的都是他在春节几天的内心独白，与我以前写的“自述体”谈话已有不同，算是我自己写作中的一个小小突破、创新。
运用“自述体”写作，能使作品简洁流畅。由于主人公直面读者，直抒胸怀，可以省掉许多不必要的过渡，也缩短了主人公和广大读者的感情距离。
有位年轻的记者见我经常记人物的谈话，以为我经常碰见一些很会说话的人。他问：“我怎么老碰不着啊？”我答：“你永远也碰不着的！我从来也没有碰见过。一个人讲话，怎么能出口成章啊？即使能出口成章，他所讲的也不会全部是我所要的。我必须根据文章的主题进行剪裁、整理、提炼、补充、加工……工程真大啊！”
以心换心
“五四”时代，提倡白话文，对文言文是一场革命。提倡口语化，对半文半白、欧化的书本腔也是一场革命。语言是文章的基本功，文学就是语言的艺术。赵树理、老舍等文学家是语言大师，又是口语化的专家。叶圣陶说：“写话，是写作的最高境界。”我们要朝这最高境界攀登。
许多读者看见我的文章好读，以为我写东西很容易。其实，我写得很苦。“读的人顺口，写的人难受。”“读”和“写”是成反比的，越好读的越难写。有人奇怪：“你讲话那么干巴、枯燥，写的东西怎么十分生动、活泼？”我回答：“干巴、枯燥是我的本来面目，生动、活泼是我做文章‘做’出来的。为了把一个字安排妥当，我花费的力气是无法计算的。”
写稿子不是玩文字游戏，肚子里要有东西才能表达出来。因此，重要的是要深入采访，要了解、熟悉许多以前并不了解、不熟悉的东西，每一次采访都是从头学起。写工农兵要像工农兵，写知识分子要像知识分子，写领导干部要像领导干部。必须找出每个不同的职业面貌、个性特点。
“知人知面难知心”。人的经历、事迹容易弄清楚，最难的是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。好比同桌多年的老同学、老同事都很难做到彼此知心，何况是只见几面的采访对象？我的体会———正像俗话说的那样：“你要别人爱你，你首先要爱别人。”我首先向他推心置腹，他才有可能向我掏心窝子。以心才能换心。
我在采写《妈妈教我放鸭子》这篇通讯时，曾经坐着小划子到湖边找“鸭”姑娘陈惠容。她看见我，十分拘束。我也不知该谈些什么。只寒暄几句，感到没啥好写的，就回来了。几个月后，她当选为全国妇女代表。在武汉市召开的湖北省妇代会上，我去找她。她有一种“他乡遇故知”的感觉，拘束减少了几分。我告诉她，我在干校养过鸡。鸡，活蹦乱跳，像群淘气的小孩子。人们都爱把养鸡的妇女叫做“鸡妈妈”。即便没有结婚的小姑娘，一养鸡，就像在做妈妈。她一听，高兴了，告诉我许多养鸭的知识、趣事。例如：她发现鸭子有好多地方像人。年轻的鸭子喜欢打扮，有蛋的鸭子像人怀了肚子，以及爱干净、知道害怕、害臊、不看表知道钟点等等。我想：“鸭”姑娘的劳动是平凡的，她的心灵是美的。于是，我写了《妈妈教我放鸭子》，用小姑娘的眼睛、口气来谈她养鸭的经过和切身感受。文章刊出后，大受欢迎，还被评为全国好新闻。
人们常说：“看人下菜碟”。这句话用在采访工作上，也十分恰当。人心就是一把一把不同的锁，要用不同的钥匙才能打开。要注意的是：来不得半点浮夸虚假、油腔滑调。记者只有自心真诚，才能换取对方的信任。 《写人要写心》(由[xszw.org]整理)生成时间:2008-3-15 23:32: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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